《中国新闻周刊》:高考制度改革为什么这么难

发表于:2019-08-08 15:38 作者:admin 来源:admi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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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展开全部7月18日,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公布了《我国高考制度改革方案》。该方案是目前公开亮相的第一份具有完整框架的高考改革方案。

  方案的基本原则,是保证教育公平;改变以分数作为惟一的评价标准;扩大高校的招生自主权和学生的选择权等。具体的建议包括:

  考试:1.考试科目多轨化:改变现在只分文科理科的考试方式,将高校分为研究型大学、地方性高校和高职院校三大类,再分为文科、理科、工程技术科、生物和医学科、艺术和体育科等不同科类,为不同学生配不同的“考试套餐”;

  4.扩大高校的招生自主权,比如高校可以自行命题考试,或是在全国统一考试的基础上加试科目、增加面试;

 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是一个民间的教育研究机构。在新闻发布会上,杨东平说,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的主题不能永远停留在对恢复高考的感激、对高考制度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讴歌上。现在应该从单纯的怀旧转向改革,转向未来。

  对于这份“自下而上”的民间方案,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,社会人士和民间努力探索高考改革的精神“值得称道”。“教育部会充分考虑采纳民间的建议。”他还说,“高考改革是渐进的,不是一蹴而就的,也不是一个方案能解决所有问题的。”

  7月22日,本刊特约杨东平与北京市朝阳区教育局前副局长、督导室主任诸平,就这份新出炉的《我国高考制度改革方案》展开一场对话。前者,是研究教育的学者,后者,是多年的教育实践者,他们对高考制度的改革,各有自己的思考。

  诸平:看了这个方案,感觉不是特别标新立异。其实我们的高考从1977年开始恢复,到现在30年了,除了前六年以外,高考制度一直不断地在改,但是变来变去,一直很难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,这种规律到底在哪?我觉得这个方案就是失之于过于具体。似乎是现在有了什么问题我们就出一招,再有一个什么问题我们再出一招。我们缺什么考虑呢?高考规律性的东西到底是什么?

  比如说到“改变以分数作为惟一的评价标准”。现在江苏提出的一个高考改革方案,已经在改这个。它是除了学习成绩分数以外,在德育方面不合格,还要有10%的淘汰率。但是,这种德育的标准,严格说是无法考核的,我们无法用这种标准不让一个学生考大学,这很不负责。

  我认为,高考的规律有两个。第一,高考要选拔的是什么呢?我们一直认为,是在选拔人才,其实不是。高考只是在选有能力进入高校学习的学生,他将来能不能成为人才是另外一回事。

  所以第一,他的学习成绩必须是符合高校学习标准的,他是不是某方面的怪才,并不重要;第二,考试考的肯定是共性的东西,否则就是不公平。有学生说我会养一种别人都不会养的动物,但是跟你未来在高校的学习有关吗?能凭这个招你吗?所以,高考应该是一个有鉴别度的考试,把最优秀的10%挑出来。而德育的标准,是不具备鉴别度的。

  杨东平:我认为在我们的方案中,最难实现的,就是所谓“综合素质评价”,就是诸平讲的德育考核。现在对这块内容主要是在中考进行尝试。当它不放在中考分数里时,效果还挺好。一旦把它计入中考分数,问题就来了。这里的主观因素,是极难把握的。我想,这应该只是一个改革的长远目标吧。

  而在这个方案中,我认为最容易实现的,就是高考的多轨化:多出几套试题,多举办几次考试。其实在上海,已经在开始尝试:今年已经把高职高专的考试与高考分开了。他们测算过:考高职高专的学生,大概占到高考生的三分之一,这样,他们就被从题海大战中解放出来,他们为什么要和那些准备考清华北大的学生一起准备考一张卷子呢?

  诸平:我想说的另一个问题,是高考尽量不要再增加学生的负担。比如你说要强化高中会考,将高中学习成绩纳入高校的录取评价之中。大家都知道,现在的高中会考都是走过场,也没有学生重视。但是当时江苏想这样改,那个考试方案在会上一公布的时候,我就说学生负担会越来越重。原来他还可以不把高中会考当回事,主要精力都用在高考的课目上,现在,等于是他一门课都不敢放松,他自由支配的时间、他的个性发展和他有兴趣的东西根本就没法发展。结果已经到了什么程度?在江苏,现在高中会考街上要开警车,跟高考一样,你说这是成功还是失败?

  杨东平:强化高中会考,本意是为了将高考和对高中的评价分开。这与对学生本人的评价,是两个概念。其实高中会考与综合素质考试一样,都可以用等级制而不是百分制,即:优、良、合格、继续努力四档。你说,百分制里面的差一两分,究竟有多大差别?

  我认为在学校中,大多数评价其实不必要用百分制,尤其是在小学阶段,要大大地淡化百分制。就像北大这样的学校,要求有五门课都得A就行了,这比一分半分地算更有意义,人的智力不是靠多少分来算的。

  不过我倒是同意,高中会考对于学校和学生,是两个概念。会考是政府对高中教育的管理,是政府对高中教学的引导,它与学生进入高考的时候把它列入成绩,应该是两个概念。把会考跟高考分开其实是对的。高考是选拔性的,而会考是合格性的,用选拔性考试来指挥中学教育,然后又指导学生,会怎么样?那就是压力传递。

  我知道在北京的海淀区曾有“600分工程”,就是说我们区要达到多少个高考600分的考生。在有的区,一个学校上一年出了高考状元,下一年没有,区委书记直接冲那个校长拍桌子,为什么今年没出状元?

  政府就这样把压力传递给教育行政部门,教育行政部门又把这个压力传递给学校,学校再压向每一个学生,都是通过指标向下压的。政府的眼睛就盯着尖子生。

  杨东平:1983年的时候,北京曾经试点过,改变用高考升学率来评价高中,为高中排名,1990年代这一做法开始在全国推开,深受学校和老师的欢迎,但是后来因为一些人为原因,比如某些领导卸任了,就停了。这说明了另一个问题:我们的教育改革,特别是高考制度改革,从来就缺乏一个长远的清晰的目标。

  杨东平:这里我想回答诸平一开始提的问题。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改,却总也不理想。我想,我们改的,只是大家今年反映这个问题,就这里改改。而对于20年以后50年以后到底是什么目标,主管部门心里是没有的。我们恢复高考已经30年了,时间也不短了,如果我们一开始对这个制度有一个好的设计的线年以后的微调,也能调得很好了。而且,这些年的改革主要集中在考试科目的改革,就是3+1/3+2/3+X什么的,改来改去没有跳出科目改革的思路,缺乏大思路。

  这几天我和大家讨论,现在意识到两个重大问题。第一个是我们的改革缺乏动力,老百姓的动力是有的,社会舆论压力也是有的,但是对于教育主管部门,不改才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做法,缺乏动力。

  比如我们方案中提到,将一次录取改成多次录取,让一个考生可以收到好几个高校的录取通知。这样对高校来说,本来它招生工作一个月就完了,现在要变成几个月,高等学校会觉得很麻烦。对它们来说,没有内在的要求。

  杨东平:这里想说第二个问题。如果我们把改革的设计、改革的推动都放到政府部门身上,这个想法本身是有问题的。从世界范围来看,像日本以及台湾地区,教育改革都有一个社会人士组成的教育审议会,在台湾后来组成了以李远哲领衔的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、校长组成的教育改革咨询委员会来主推教改,必须有一个独立于政府的第三方,制定、关注教育制度改革发展的长远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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